IMF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到2017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最高将达到4%-4.5%，该值较IMF去年预计的7%大幅下修。由于经常项目占GDP比重通常是判断人民币汇率均衡价格的基本假设，IMF下修一举撼动了人民币被大幅低估的理论基础。而几天前，央行宣布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更显示了中国决策层有信心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平衡水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更加成熟。
    人民币低估的理论依据动摇，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水平
    一直以来，人民币的合理价值很难判断，考虑到评估方法不同，有关人民币均衡价值的结论莫衷一是。不少研究成果认为人民币严重低估，而此判断是基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重保持高位的假设下得出的。
    例如，鼓吹人民币严重低估的旗帜性人物，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早前指出，世界经济不平衡，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需要通过人民币实际升值10%以上（对美元升值20%以上）来解决。他主张美国应通过多边机制制裁中国，迫使人民币升值，并同时使用世贸组织多边框架协议来通过贸易手段夹击中国。
    然而，彼得森经济研究所主要的数据根据来自于该研究所克莱恩和威廉姆森博士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预测。根据克莱恩的FEER(均衡汇率)模型来推导，实际汇率每升值1个百分点，会减少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重0.3个百分点。而该论文使用的主要数据便是基于IMF每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于中国经常项盈余占GDP比重的预测。
    早在去年年底，笔者便在《如何避免陷入新的“广场协议”？》一文中提出IMF报告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假设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IMF在2008年和2009年的报告中预测中国在2011年贸易顺差仍将达GDP的10%以上。即便是2010年报告修正之后也将2011年贸易顺差占GDP比重预测在6%以上。然而事实证明，2011年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只有2%，经常项目盈余仅占GDP2.8%，远远低于IMF的预测。
    二是IMF对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增加的假设也存在诸多问题——IMF一直将中国实际汇率设置为常数，甚至有所贬值，而实际上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有升值趋势。
    因此，在中国央行宣布扩大汇率浮动范围之后不久，IMF发布报告的这份向下修正了对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重预测的报告，更加撼动了人民币被大幅低估的理论基础，支持人民币汇率已经趋于均衡水平的结论。
    被动升值和抵制升值皆非良策，人民币“双向浮动”实为良方
    虽然由于外部环境多变，人民币汇率改革也一路走走停停。但诸多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币被动升值和抵制升值其实皆非良策。因为如果人民币采取被动升值的态势，其最大的坏处便在于无法确定所谓均衡汇率的实际区间。事实上，数年前美国政府便开始使用"20%-30%低估”的数据，即便人民币自2005年以来对美元有效升值20%以上，这一论断都没有明显变化。而被动升值的另一大弊处，是本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进程的主导权被部分稀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广场协议的教训便是例证。
    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单方面抵制升值步伐，以强硬的姿态来面对美方的压力。这种论述，且不论政治层面是否能够奏效，单从央行面对美元贬值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对冲操作成本来看，就并不可取。通过央票发行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尽管中国能够对冲将近80%的外汇占款（根据央行副行长易纲的估计），但也付出了双重代价：即减持国内资产而持有美元资产（后者不仅币值贬值，收益率也相对较低），以及银行系统的被动消耗（放贷能力减弱）。
    如此可见，人民币不应被动升值，亦不该抵制升值，创造人民币“双向浮动”才是化解矛盾的良方。实际上，由于今年未来贸易顺差将比去年进一步下降，打压资产泡沫减少了热钱流入，以及中国进入工资推动型通胀阶段以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均会降低未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笔者预计，人民币长期持续升值时代已经结束，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最多升值至6.15，而且会出现升值和贬值的双向波动。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相关风险需要警惕
    自去年年底以来，人民币便出现了贬值预期，当时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停止，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但当时，笔者曾发表了文章《贬值预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提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四大改革，即资本项目开放、离岸市场建设、利率与汇率改革应放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框架下来分析，不应单一来看，或者用先后顺序来区分，而是应该循序渐进、同时并举。
    汇率贬值预期的出现，是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好时机，也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好时机。事实表明，近期除了扩大汇率波幅以外，其他举动，包括取消强制结汇制度、增加QFII额度、建立全球性人民币结算中心、探索金融改革试点、推动利率自由化等，同样有助于加速人民币可兑换，更显示可人民币国际化的四大步骤，正在同步推进。
    4月1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随着涉外经济的发展，外汇管理部门废止了强制结售汇制度，这意味着企业和个人可自主保留外汇收入，变藏汇于国于藏汇于民。同时，由于企业可以根据汇率的变化，自主选择留汇还是结汇，有助于其规避汇率风险。
    国内金融改革试点方面，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范围将进一步拓宽、步伐有所加快，目前全国多地包括温州、深圳、上海、天津都在进行积极探索，表明决策层加速金融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未来或将推出更多举措。温州、深圳、上海、天津尽管都在进行金融制度改革的探索，但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温州主要以民营经济为主，温州金融改革将作为打破银行业传统垄断、建立准入机制的试点，同时也将推进海外投资与个人直投等资本项目开放。深圳与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的地理位置接近，与香港的广泛交流能够促进国内外人民币的流通，为国内企业海外融资提供契机，活跃离岸人民币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上海立足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天津出台的多项举措，更加侧重于从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科技创新、金融创新、教育、卫生、住房等，更加倾向民生。
    今年以来，离岸市场建设方面已有诸多措施已经在有条不紊推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作用正在加强，人民币回流通道更加丰富。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推广至所有进出口企业。
    二是首个RQFII登陆香港。1月11日，香港期待已久的RQFII计划终获推出，并授之以200亿人民币（31.3亿美元）的初始配额。
    三是人民币点心债券及人民币商业贷款发展迅速。国家发改委官方批复同意国家开发银行等10家银行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发行总额为250亿元人民币。另外，发改委批复同意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借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30亿元人民币商业贷款。
    四是香港金融政策支持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五是证监会、央行与外管局决定新增QFII投资额度500亿美元，总投资额度达800亿美元，新增RQFII投资额度500亿元人民币。
    如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的四项进程正在协同推进。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注意风险防范。例如，新规定将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1%扩大至2%，这也将加剧银行结售汇价格双边波动。因此，银行提高对外汇资产的风险管理能力，头寸管理先严后松；企业购买通过金融衍生产品以锁定远期汇率，避免汇率波动风险都十分重要的。
    总之，笔者认为，近期央行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加快离岸市场发展、推动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以及利率市场化等诸多新措施，恰好符合早前笔者对于“十二五”期间人民币国际化适时推进的时间表（参见笔者2011年文章《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图》）。整体来看，笔者对“十二五”末，人民币实现基本可兑换持乐观态度。